《寂静的房子》

  这是帕慕克的第二本小说作品,作者自己称之为“永远也写不完的政治小说”。小说中的每一个角色都以第一人称叙述自己的所思所想,作者也借他们描述了伊斯坦布尔历史进程中的新旧冲突,以及社会历史变化给人们带来的震荡。

图书信息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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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奥尔罕·帕慕克
  译者: 沈志兴 / 彭俊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08-05-01
  页数: 430
  定价: 29.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奥尔罕·帕慕克系列作品
  isbn: 9787208078710

内容简介万达

  20世纪初,祖父塞拉哈亭·达尔文奥鲁被政敌赶出伊斯坦布尔,携妻子法蒂玛定居于天堂堡垒。塞拉哈亭一生都在创作一部“可以唤醒东方”的百科全书,可到死也没能完成。多年后,只有他的私生子,侏儒雷吉普作为仆人与法蒂玛一起生活在古旧而寂静的老宅。和以往每个夏天一样,孙子法鲁克、麦廷和孙女倪尔君从伊斯坦布尔来看望法蒂玛,他们谈论同样陈旧而空洞的话题,而后就各回各屋,各干其事。可是,短短几天里,这寂静的房子内外,充满了喧嚣与骚动:每一个人都要适应变化巨大的环境,面对自己摆脱不掉的回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和迷惘,爱情和仇恨;他们有的失落了信仰,有的找到了不同的信仰,有的为自己所谓的信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混乱的社会背景下,一座老宅无法保持它的安详。

作者简介

  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1952- ),当代欧洲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享誉国际的土耳其文学巨擘。出生于伊斯坦布尔,曾在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主修建筑。200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品总计已被译为50多种语言。

文本选读

  “饭好了,老夫人,”我喊道,“请上桌吧。”
  她什么也没说,拄着拐杖,就那么站着。我走了过去,搀起她的胳膊,把她带到桌边,让她坐了下来。她只是喃喃地说着什么。我进了厨房,端来她的菜盘,放在她面前。她看了看,却碰都不碰。她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伸长了脖子。这时我才想起来,赶紧拿出她的围兜,系在她那大大的耳朵下面。
  “今晚你又做了些什么饭?”她问道,“说说看,你又胡乱做了些什么?”
  “橄榄油茄子,”我回答道,“你昨天不是点了这道菜吗!”
  “是中午的吗?”
  我把盘子推到她跟前。她拿起叉子,自言自语着搅了搅茄子,稍微弄碎后开始吃起来。
  “老夫人,您的沙拉也在这儿。”说完我就进了厨房。我给自己也端了一盘茄子,坐下来,开始吃起来。
  过了一会儿,她喊道:“盐,雷吉普,盐在哪儿?”
  我站了起来,进了厨房,再出来一看,就在她手里拿着呢。
  “那不就是您要的盐吗?”
  “我也是刚看到,”她说,“我吃饭的时候你为什么进厨房去了?”
  我没回答。
  “明天他们不来吗?”
  “来,老夫人,他们来!”我说,“您不撒盐吗?”
  “你别管!”她说,“他们来吗?”
  “明天中午,”我说,“他们不是打过电话了吗?……”
  “别的你还做了些什么菜?”
  我把她吃剩的半个茄子端回厨房,往干净的盘子里盛上豆角,端了出来。看到她又开始厌恶地搅和起豆角来,我便进了厨房,坐下来吃我的饭。过了一会儿,她又喊了,这次要的是胡椒,可我装作没听见。接着她又要水果,我把水果盘放在她的面前。她那瘦骨嶙峋的手就像只疲惫的蜘蛛一样,在桃子上慢慢爬着,最后停了下来。
  “都是烂的!你从哪儿找到的这些,是在树下捡的吗?”
  “这不是烂,老夫人,”我回答说,“是熟。这些都是最好的桃子,是我从果蔬店买来的。您也知道这里已经没有桃树了……”
  她装作没听见,挑了一个桃。我走进厨房,正要吃完我的豆角时,她喊道:
  “解开!雷吉普,你在哪儿,快给我解开!”
  我跑了过去,正要伸手给她解围兜,可一看,桃子只吃了一半。
  “那我给您拿杏来吧,老夫人,”我说,“要不一会儿半夜里您就要把我叫醒喊饿了。”
  “谢谢了,”她说,“感谢老天,我还没到要吃那树上掉下来的东西的地步。把这解开!”
  我伸手解下了围兜,擦嘴的时候她皱起了眉头,做了个祷告的动作,站了起来。
  “扶我上楼去!”
  她靠在我的身上,上了几级楼梯,又是在第九级楼梯上停了下来,喘口气。
  “他们的房间你准备好了吗?”她气喘吁吁地问道。
  “准备好了。”
  “那好,我们上吧。”她说,身体的重量压在我身上更多了。
  我们上了楼,到了最后一级楼梯,“十九,感谢老天!”她说着,走进了她的房间。
  “把您的灯开开!”我说,“我要去看电影。”
  “这么大个人,还要看什么电影!”她说,“别太晚回来。”
  “不会太晚。”
王权陡说,平日里除了打乒乓球,王岫依对于数学、科学及绘画也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反观其他地区,比率只有4%。
到底是什么原因致使孩子体温过高?其次,母亲罗锦华指出,7月6日天气异常炎热,气温接近100度,大人都不会出去,那么小的孩子,而林先生又不是接送孩子的人,林先生是否可以随便带孩子出去?如果说孩子哭闹,那为何哭闹?如果说为了避免孩子哭闹而不吵到其他孩子睡觉而出去,最终去了哪里?去了多久?这一切都是个谜!罗锦华的第三个问题抛向政府。
也有人将中国车牌的“边框”带来温哥华,让卑诗车牌旁多了个“京J”的字样。
他说,几年前刚刚开始打球时,每输一局,女儿都会大哭一场。
不仅示威、抗议、集会等“传统”抗争形式此起彼伏,脸谱、推特、QQ、微信等新媒体也大行其道。
  我下了楼,吃完豆角,把脏碗洗了洗。摘下围裙,戴上领带,拿起夹克,拿上钱包,出了家门。
  海风徐徐吹来,我很惬意。无花果树也哗啦啦地晌着。我关好院门,朝海边浴场走去。一走过我们家的院墙,就可以看到人行道和新建的水泥混凝土房子。人们坐在阳台上,坐在窄小的花园里,打开电视,看着、听着新闻;女人们则都在烤炉边上,她们也是那样,看不到我。烤炉架上是肉和烟——家庭、生活,这些都是我很感兴趣的。但一到冬天,就什么人都没有了,那时,走在空荡荡的街上,听着自己的脚步声,我常常会感到害怕。我感到有点冷,便把夹克穿上,拐进了小街。
  大家都在同一时间看着电视吃饭,这么想看些怪怪的!我在小街上转悠着。一辆车停在了一条小街的街口,街口正向着一个小广场。车里下来了一位刚从伊斯坦布尔来的男人,看上去很疲惫,手里拎着包,走进了家。他看上去还有一脸的担忧,似乎是因为没能及时赶上边看电视边吃的那顿饭。当我再次来到岸边的时候,我听到了伊斯玛依尔的声音。
  “彩票,还剩下六天了。”
  他没看到我,我也没吱声。他在饭店的餐桌间来回穿梭着,不时地低头问顾客。后来,有一张桌上的客人叫住了他,他弯下腰,把一捆彩票递给了一位穿着白衣服、束着头发的姑娘。姑娘慎重地挑选着,她父母面露微笑,十分满意。我转过身,不再看他们。要是我出声叫他,要是伊斯玛依尔看到了我,他会瘸着腿快步走过来。他会说:大哥,你为啥老不来我们家。而我则会说:你们家太远了,伊斯玛依尔,而且还在坡上。他会说:是的,你说得对,当初多昂先生把那些钱给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不是在坡上而是在这儿买了地,大哥,哎,那时候如果我不是因为离火车站近而在那儿买了地,而是在岸边买了地的话,那我现在就已经是个百万富翁了。是的,是的,总是相同的话。他那漂亮的妻子则会静静地看着。我为啥要去呢?但有时我想去,在找不到一个人说话的冬夜里我想去,但总是那些相同的话。
  岸边的各娱乐场所空空的,电视都开着。卖茶水的把几百只空茶杯整齐地摆放在了一起,这些杯子干干净净,在耀眼的灯光下闪着光。他们在等着新闻的结束,等着人群拥向街头。猫都缩在了桌子底下。我继续往前走去。
  舢板都停泊在防波堤内。又小又脏的沙滩上一个人也没有。冲上岸的干瘪了的海藻、各种各样的瓶子、各种各样的塑料袋……有人说船夫伊卜拉欣的家要被扒掉,说是要建咖啡馆。一看到咖啡馆明亮的玻璃,我一下子激动了起来。也许会有人,会有玩牌的人,我们可以聊一聊。他会问,你好吗,我会说一说,他则听着;哎,你怎么样,他会说一说,我也会听着——为了压倒电视的声音和其他的吵闹声,我们会相互大声喊着聊,这就是朋友。也许我们还会一块儿去看电影。
  但我一走进咖啡馆就感到很扫兴,因为那两个年轻人又在那里。你看,他们一见到我,立刻就显得很高兴,对视一眼笑了起来,但我没看到你们,我在看表,我在找一个朋友。那儿,左边,奈夫扎特就坐在那儿,在看他们玩牌。我走到他身边,爬上凳子坐了下来。我很高兴,转向奈夫扎特笑了笑。
  “你好,”我说,“你好吗?”
  他没说什么。
  我看了会儿电视,新闻就快播完了。之后我看了看出的牌,看了看正在看玩牌的奈夫扎特,我等他们打完这一把。这一把结束了,可他们没和我说话,而是相互间交谈着,笑着。接着他们又开始了,又沉浸在了牌局中,又结束了一把。当又开始发牌的时候,为了说些什么,我说道:
  “奈夫扎特,今早你给的奶很好。”
  他点了点头,眼睛都没离开牌。
  “你知道吗,油奶要好一些。”
  他又点了点头。我看了看表,还差五分钟九点。接着我又看了会儿电视。我太专注于电视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才发现那两个年轻人在咯咯地笑。看到他们手里的报纸,我害怕地想道:天啊,我的主,难道又有照片了吗?因为他们看看我,又看看报纸,丑恶地笑着。别生气,雷吉普!但后来我又想:报纸上有时会登照片;
  他们是很无情的;他们还会在照片下面登荒谬的文章,就像他们在登出裸女和动物园里正在生崽的熊的照片时写的文章一样。我突然转向奈夫扎特,想也没想就说道:
  “你好吗?”
  他嘟囔些什么,突然转向了我,但我脑子里还在想着照片,因而找不到要说的话,错过了谈话的机会,以至于接下来我觉得无所事事而又望向那两个年轻人。当我对住他们的目光时,他们笑得更加不怀好意了。我扭过头。桌上掉下了一张k。玩牌的人们互相骂着,有人高兴,有人不高兴。之后新的一局又开始了,牌和高兴又换了地方。有照片吗?我突然想到。
  “杰米尔!”我叫道,“来杯茶!”
  就这样,我找到了消遣的事情来忘记刚才的事,但没能坚持多久,我的脑子又想到了年轻人相视而笑着看的报纸。当我再次扭头看时,他们把报纸给了杰米尔,他也在看着他们指的那部分。后来,杰米尔看到我在不安地看着他,感到很不舒服,突然以一种训斥的口气冲年轻人吼道:
  “没教养!”
  就这样,箭离弦了。我不能再装作没注意到了。我早就应该站起来离开这儿了。那几个年轻人哈哈大笑了起来。
  “怎么了,杰米尔?”我问道,“那报纸上有什么?”
  “没什么!”他说,“太奇怪了!”
  我实在忍不住好奇心了。我努力克制自己,但克制不住。我就像中了邪似的下了凳子,从不出声了的年轻人身边缓缓地走向杰米尔。
  “把那报纸给我看看!”
  他做了一个像是要把报纸藏起来的动作。接着就像是做了什么错事似的:
  “太奇怪了!”他说,“这种事情可能吗?有没有什么真正的内幕?”然后转向年轻人说道,“没教养!”最后,感谢老天,他把报纸递给了我。
  我就像饿狼似的从他手里夺过报纸,翻了开来,心怦怦直跳。我紧张得喘不过气来,看着他所指的地方。但没有,没有照片。
  “在哪儿?”
  “这儿!”杰米尔说,他担心地用指尖指了指。
  我飞快地看了看他指的地方:
  历史专栏……于斯屈达尔的历史宝库……诗人雅哈亚·凯末尔和于斯屈达尔……小一级的标题:色雷斯麦赫梅特帕夏清真寺……阿赫梅迪耶清真寺和饮水池……谢姆西帕夏清真寺和图书馆……然后,随着杰米尔的手指下移,我看到了:
  于斯屈达尔侏儒们的家!
  我满脸通红,一口气读完了它:
  除此之外,于斯屈达尔曾经有过侏儒们的家。这房子不是为一般人建的,而是为侏儒们建的。这房子完美无缺,只是房间、门窗、楼梯的大小是按照侏儒们的尺寸设计的,普通入必须弯下腰才能进门。根据我们艺术史老师苏黑尔·恩维尔教授的研究,这房子是麦赫梅特二世苏丹的妻子、阿赫梅特一世苏丹的母亲韩丹皇后令人建造的,她非常喜爱侏儒。。这个女人对侏儒极度偏爱,这是我们的后宫史上的重要记载。韩丹皇后为了让她非常喜爱的这些可爱的朋友们在她死后能够免受打扰,能够宁静地生活在一起,她派出了皇宫的首席木匠拉马赞师傅。有人说,精湛的木工活把这房子变成了一个微型的杰作。但我们必须说明,由于同一时代游览于斯屈达尔的艾弗里亚·切莱比在书中没有提及,所以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到底有没有这样一栋奇怪而又有趣的房子。即使真的有,这奇怪的房子也必定已在1642年吞噬了于斯屈达尔的那场著名的大火中消失了。
  我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两腿哆嗦着,汗流浃背。
  “算了,雷吉普!”杰米尔说,“你跟这些没教养的人生什么气呀?”
  我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要再看一遍报纸,但我做不到。我像是喘不过气来了。报纸从我手里滑落到了地上。
  “来,坐下,”杰米尔说,“这样舒服一点儿。你生气了,伤心了。”接着,他转向年轻人,再一次骂道,“没教养的东西!”
  我也哆嗦着两腿看着他们。我看到他们暗暗好奇地看着我。
  “是的,”我说,“我伤心了。”我停了一会儿,歇了歇,然后集中起我所有的力气再次开口道:
  “但我并不因为我是侏儒而伤心。我真正伤心的是,人们已经坏到了连一个五十五岁的侏儒都要嘲弄。”
  没有人说话。玩牌的人大概也听到了。我看了看奈夫扎特,他也看着我。他听明白了吗?两个年轻人低头看着地,大概多少有些羞愧了。我有点头晕,电视机也在“呜呜”作响。
  “没教养的!”杰米尔再次空白无力地骂道。
  “哎,别走呀,雷吉普,”杰米尔说,“上哪儿去?”
  我没回答。摇摇晃晃地迈了几小步,把咖啡馆明亮的灯光抛在了身后。我又来到了外面,走进了凉爽、黑暗的夜里。
  我实在走不成路,但我还是强迫自己又迈出几步,然后坐在防波堤边上的一个缆柱上。我深吸几口清新的空气,心还是怦怦跳得很快。怎么办呢?远处,娱乐场所和饭店的灯光闪耀着;树上挂着彩灯,灯光下,人们在那儿聊天、吃饭。我的主啊!

万达

  咖啡馆的门开了,我听到了杰米尔的喊叫声。
  “雷吉普,雷吉普!你在哪儿?”
  我没吭声。他没看到我,走了进去。
  过了很久,我听到了开往安卡拉的火车的轰鸣声,站了起来。应该有九点十分了,我这样想道:难道所有那些不都是些字,不都是些很容易就会烟消云散的东西吗?心里多少有些舒坦了,但我还不想回家,却又没别的事可干:我要去看电影。我身上的汗落了,心跳也正常了,现在好多了。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向前走去。
  这不,咖啡馆被我抛在了身后,我想他们甚至都已经把我和那些字忘记了,我想电视机应该还在呜呜作响,杰米尔没有赶他们走的话,我想那两个年轻人应该在重新寻找可以调侃的人。我又来到了街头,人很多,他们吃完了饭,在再次坐下看电视之前,在坐进娱乐场所之前,散散步,消化消化。女人们,傍晚刚从伊斯坦布尔回来的丈夫们和吃着什么东西的孩子们,他们吃着冰激凌,交谈着,相互打着招呼,又看到了别的熟人,就又互相打招呼。我走过饭店门前,伊斯玛依尔已经不在了。也许他已经卖完了手里的彩票,正在爬回家的坡。如果我不去看电影,而去他家,我们就可以聊一聊。但都是相同的一些话。
  大街上人越来越多。等在卖冰激凌的人跟前的汽车、并肩走着的三三两两的人群把路都堵住了。我的领带和夹克都穿戴得好好的,但我受不了这么多的人,我拐进了一条小街道。电视机的蓝光照着狭窄的街道,街道上停了不少车,孩子们就在这车子之间玩着捉迷藏。小时候我总以为自己玩这游戏能玩得很好,但那时候我没有勇气加入到伊斯玛依尔等人当中去。但要是我玩的话,藏得最好的肯定就是我,也许我会藏在这儿,藏在我母亲说发生过瘟疫的那个驿站的废墟里。再比如说,如果是在乡下,我就会藏在马厩里,如果我再也不出来,看他们还能调侃谁。但我母亲会找我,她会问,伊斯玛依尔,你大哥在哪儿,伊斯玛依尔则会吸吸鼻涕,说,我怎么知道。而在这期间,我可以听他们说话,在心里暗暗地说,妈妈,我可以独自一个人生活,而只有母亲才会在背地里伤心地哭泣,这时,我就会说,好了,好了,我出来了,看,我就在这儿,妈妈,我不再藏了,而母亲也会问,你为什么要藏起来呀,儿子,我想也许她是对的,有什么事情值得我去藏起来呢?

名家评论网站地图

  “这本好看又忧伤的书讲述着三个不幸的兄妹在伊斯坦布尔附近的一个小城镇,在他们九十岁的奶奶的家里度过的一周……其成功令人惊讶……”——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伦敦
  “奥尔罕·帕慕克运用长篇小说的真正标识——值得称道的多视角和准确的眼力搭建起了一连串的事件链:色彩、地志学、象征、详尽的细节……”——abidin dino,le monde diplomatique,巴黎
  “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的别样的一本书——既是古典的,又是现代的。令我想起了契诃夫的《樱桃园》。”——nicol zand,le monde,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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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慕克式的“呼愁”
  与业余作家卡夫卡成为现代文学的鼻祖一样,一个画家拿到了200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都是“黑天鹅”事件。黑天鹅用极端斯坦的理论来说明少数不可预知和意料之外的事情才对世界和历史发生节点式的影响,这放在文学和出版界也不例外:帕慕克,一个土耳其人,一个伊斯坦布尔中产阶级的孩子,一个永远与哥哥争夺母爱的弟弟,一个将土耳其的呼愁(huzn)变成自我icon的小说家,终于跻身《newsweek》所说的“超级阶层”中的一员,这个阶级拥有影响全球多个国家几百万人口的权力,人数大约有6000名。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帕慕克在中国的布道,展示了其文学大师的一面。他的演说、访谈和签售,并没有因地震的发生而受挤压,可能相反,中国人这个时候更需要心灵的慰籍。对于经历过伊斯坦布尔地震的帕慕克来说,“灾难使每个人觉得似乎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上”,这些对于地震的描述收录在他的《别样的色彩》一书中。这当然不是帕慕克对“呼愁”体验的起源,但却在中国媒体上获得了一种哀鸿式的共鸣,他们大量转载了帕慕克描述地震的文章。帕慕克对中国的认识与保尔克洛代尔如出一辙,后者在《认识东方》中深情地说道:“让我再看一看这遗忘了的伟大眼泪的源泉吧”
  在北京的那几天里,帕慕克的身上带着光环,记者相雷同的提问从伊斯坦布尔移到了北京。他拿着相机自拍的举措,他偷吃菜,他偷拍长城的画片,他提前而正大光明地溜出为他举办的作品研讨会,他偷偷地在车里打5分钟的盹,这一切细微的动作,都被饶有兴味的纪录下来。甚至连他的女朋友,一个有写小说才华的新人,也因他的缘故被人们目光所组成的光环包围着。这个时候,他是不是遗忘了土耳其的“呼愁”呢?
  “呼愁”的中文翻译甚好,它是土耳其语的“忧伤”。出现在《古兰经》时,两次写作huzn,三次写作hazen。帕慕克指出,伊斯兰的历史在几百年间有一条小小的哲学断层线,使得两个迵然不同的呼愁出现,各自唤起某种独特的哲学传统。
  在“呼愁”(失落及伴随而来的心痛和悲伤)的传统中,帕慕克引入了大传统和小传统之分。当我们对世俗享乐和物质利益投注过多时,便体验到所谓的“呼愁”;而对苏菲派教徒而言,“呼愁”是因为不够靠近真主阿拉为阿拉做的事不够而感受到的精神苦闷。
  而帕慕克作品中的“呼愁”极大地拓宽了这两类呼愁的疆界。就连在近距离的观察中,你可以看到帕慕克拘谨的一面--他坐在新浪聊天直播间的嘉宾位置上,两只手交叉放在膝盖中间,他将自己置身在一个遥远的时空中,脱离了此时此刻。在回答主持人提问时,你能感受到他的帝国的心思:在每天10个小时的写作极限中,他已经建立起了世界观的认知和对个世界“呼愁”的镜像。
  意识形态比哲学更像是文学的一部分。这也正是纳博科夫、马内阿等作家的“生殖力”(非生命力)所在。人们为诺奖的原点向东倾移哪怕一微米而兴奋,作为横跨亚欧大陆的城市伊斯坦布尔,承载了帕穆克某种命运的转归,诺奖降临了,帕穆克的名字红遍了所有角落,古老的细密画传统也随之在他的文字中复活,神奇的记忆之链穿起土耳其的宫廷政治、艺术传奇和人间恩爱。帕慕克的“呼愁之门”洞开:“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而是数百万人所共有的阴暗情绪。
  帕慕克说:“我想说明的是伊斯坦布尔整座城市的呼愁”。在漫长而枯燥的报告中,帕慕克耐心地坐在中国社科院会议厅的主席台上,逐字逐句的口述他的“我们究竟是谁?”的文学讲座。一些人昏昏欲睡,而另一些人大睁双眼,帕慕克有能力进入他们每一个人吗?
  他在报告中说:“把别人的故事当作自己的故事来书写。正是通过这样的研究,小说家开始试验那条把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的界限,同时也改变着自己身份认同的边界。”帕慕克的隐忧是:如何更好地用小说艺术来成为他人。
  波德莱尔占用了“巴黎的忧郁”,帕慕克则拥有了“伊斯丹布尔的呼愁”,人类的情感状态总是惊人的类似,文学总在试图去找到同类。帕慕克的呼愁无处不在,《雪》、《白色城堡》《黑书》中的“呼愁”是比“嫉妒”更潜伏的主题,或者说,是“嫉妒”导致的“呼愁”的爆发,呼愁是更隐藏的内部忧伤。而尤令帕慕克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的一些书在西方更受人欢迎,而另一些书则更热衷于被东方人谈论。
  没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会如此推祟而大谈别的作家,帕慕克是个例外。他将康拉德、纳博科夫、奈保尔、福楼拜写进书中,其中包括福楼拜造访土耳其的冶游史。他将托尔斯泰、陀耶夫斯基、卡夫卡挂在嘴边,丝毫不在意自己曾是他们的学徒。他甚至在书中谈论了对伊斯坦布尔贡献最大的四位作家和诗人:希萨尔、雅哈亚、坦皮纳和科丘。他称他们孤独而忧伤,他们通过他获得生殖力。
  帕慕克的中国行像是发生在迪斯尼的一次游园盛会,他是走在队伍最前列的那只最大的米奇。那只米奇还很年轻,他只有56岁,他希望自己还可以写作30年,获诺奖的唯一好处是可以让“你想不想获诺奖”这样的问题自动消失。
  米兰·昆德拉曾经向一个西方朋友推荐一个作家的著作,那个朋友看了没感觉,米兰昆德拉又继续推荐说:“你可以读读他的另外着作:xxx、xxx。”那个朋友礼貌地拒绝说:“对不起,我留给这个作家的时间已经用完了。”
  幸运的是,读者们留给帕慕克的时间还没用完,而帕慕克留给写作的时间还很多--即便你仍然能看出他的某些写作的痕迹刻意而过重,但这有什么关系呢? (作者:胡赳赳)